《我在中国做电影》:不只是电影人给电影的情书
新闻类别:行业动态 发布时间:2020/4/7 14:05:20 浏览次数:247次 文章来源: 关闭



一部电影从制作到上映,需要经过多少道工序?


哪怕是资深的影迷,也不一定能够回答准确。平时关于电影的宣传报道中,受瞩目的多是演员或导演。许多幕后人员,比如摄影师、拟音师、特效团队、美术师、配音演员等,很少被提及。他们更多是存在于电影开篇或电影放映结束后一闪而过的字幕中,默默无闻。




电影从来都是集体创作的产物,默默无闻并不代表不重要。


纪录片《我在中国做电影》就将镜头对准了中国电影的幕后英雄——7位代表当今中国电影产业水准的优秀电影人:叶锦添(美术)、曹郁(摄影)、赵楠(音效)、阿杰(配音)、丁燕来(特效)、魏明(特效)和周逸夫(特效)。


通过他们的讲述,为观众呈现干货满满的行业内幕,也让观众清晰地看到一部部电影是怎样诞生的。因此,《我在中国做电影》既是电影人给电影的一封情书,也是一堂宝贵的电影教学课。




《我在中国做电影》的主语是“我”,是一个又一个的“电影人”。这个说法,或许会让人联想到那部爆款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,两者不仅句式相似,而且传递着相似的工匠精神。


如果此前观众困惑于,为什么有些电影的摄影美轮美奂,有些电影的摄影粗糙直白;为什么有些电影的音效让人身临其境,有些电影的音效让人“出戏”,那么,纪录片中的这些行业领军者会让你找到答案。




差距就在于工匠精神上。


曹郁回忆在担任《妖猫传》摄影师时,为了还原出杨贵妃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的效果,他们点了几十根蜡烛放在演员脸部周围,用LED灯带突显面部光泽,再加上一种名叫Dedolight(特图利)的灯打在眼睛部分,以多种光源的协作产生一种有层次的光效。即使这样还是不够,为了“百媚生”的流光溢彩,摄影师还手动控制电子调光台,让光流动起来;


赵楠担任录音师的电影《影》中,雨贯穿始终,为此团队搜集了上千种下雨的素材。为制作利剑刺穿肺部的拟音,团队通过仔细分析生理结构,利用鱼鳔模仿肺部达成最终的效果;




电影《邪不压正》里经常出现的北京城全貌,均由特效制作而成,每一条路的走向、每一个城楼的高度,都精确还原……


在这些观众可能不甚留意的细节上精益求精,正是一部优秀电影的“真实感”和“说服力”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
经典,离不开无数匠人的努力。


从某种角度来说,《我在中国做电影》里的“工匠精神”呼唤的是中国电影的工业化。


“电影既是具有独特审美的艺术作品,也是高标准、高技术、高规格的工业产品。工业化由此被视为中国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必经之路。”




对电影生产各个环节的重视,保证每一个环节均专业化、标准化、规模化,让每一个成品都能达到基本的合格水平,就是工业化思维的体现。


电影《流浪地球》导演郭帆曾提到,想批量化生产,得先理解工业化的底层逻辑,那就是要标准化,要可量化,之后才能被分配,被分配才能分工,分了工才能够提高效率。




中国电影工业化之路上的一道槛,就是专业化人才不足。此前冯小刚、成龙、张国立等业内人士就联合呼吁,建立中国影视工业的“蓝翔技校”。


不少影视剧组里的幕后工作人员非科班出身,他们可能是来自同一个村、同一个乡,一个带一个进入行业,有时就把幕后工作当作“体力活”来理解与落实。有人曾这样举例说道,中国很多摄影师能拍出一道明亮的灯光,然而拍不出一道“暧昧”的灯光。




前者只是把摄影当作举着摄像机的工作,后者则是具有审美和创造力的创作。


如曹郁说,他会将自己所欣赏的绘画作品、音乐融入摄影里,让镜头不仅具有审美性,还具有思想性。不同分工的电影人,怀着“匠心”把自己的专业研究透彻、将自己的幕后工作专业地表现出来,才能使得电影艺术的表达更为全面。


《我在中国做电影》关注电影背后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,关注摄影、拟音、特效、美术、配音等每一道工序的运行规律,它也是电影工业化思维的一个具象呈现,为中国电影的幕后工作树立了某种标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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